環保不只是管、關、罰 大棒之后 胡蘿卜怎么給
“長期以來，包括環保系統自身對環保的職能認識有誤區，認為就是執法、關停、罰款。”
執法者不應只是冷面孔，也要有熱心腸，能整改的企業找專家把脈，精準幫扶，不能整改的“散亂污”則嚴格關停。
2016年，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江蘇鹽城，李峰經營的麗凱毛絨公司被發現廢水排放不達標、黑煙排放。
停產整頓之后，有人建議他“關廠吧”。
花費400萬元改造鍋爐等設施復產后，2018年11月21日，在和媒體座談時回憶起這段經歷，李峰仍然難掩緊張，“當時真的很害怕”。
限產、限排、關停……環保督查帶來的企業整改被坊間定義為“一刀切”，因此飽受爭議。
“長期以來，包括環保系統自身對環保的職能認識有誤區，認為就是執法、關停、罰款。”江蘇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指揮部”綜合組組長分析，執法者不應只是冷面孔，也要有熱心腸，能整改的企業找專家把脈，精準幫扶，不能整改的“散亂污”則嚴格關停。
改變正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制造業聚集區悄然發生，約談、督查等行政手段之后，一些地方政府開始采取更彈性的管理措施，引入經濟手段降低環境風險。
李峰們如釋重負。
環保不只是管、關、罰
鹽城處于東部沿海，因為產品質量和區位優勢，在這里生產的很多制品都銷往美日韓等發達國家。
李峰公司年產拉舍爾、亞克力兩大系列毛毯600萬條、地毯15萬條。
同在鹽城市鹽都區的中恒寵物董事長唐國文也用“壓力山大”來形容接到整改通知的心情，“停產當天還有一個貨柜的貨要出”。
“很多出口企業都要經歷國外合作商的驗廠，如果環保手續不全、排放不達標，是不會和企業做生意的。”鹽都區環保局局長呂明光說。
停產整頓后，李峰的心涼了，覺得自己要被“一刀切”了。
沒想到當地環保局據理力爭，請來鹽城的專家為工廠研究改造方案，李峰才松了一口氣。而日本的客戶早就掌握了停產整頓這一商業情報，再次到訪時也認可了改造效果。
除了幫忙請專家，企業在冬季停產限產時也可以申請豁免。2018年10月出臺的《江蘇省秋冬季錯峰生產及重污染天氣應急管控停限產豁免管理辦法(試行)》中引導企業主動治污，例如，鋼鐵行業中燒結生產線穩定實現超低排放的、公用燃煤電廠已實現煙氣穩定超低排放的、垃圾發電及危廢焚燒處置企業煙氣能夠穩定達標排放的都可予以豁免，“哪條生產線實現了超低排放，哪條就可以正常生產”，環保部門通過電源監控設備監管。
企業還有直接和環保部門溝通的渠道，江蘇省生態環境廳設立了一個月一次的“企業環保接待日”，由副廳長輪流坐鎮。
第一次接待日在2018年10月舉行。副廳長周富章介紹，接待后會根據來訪情況召集各職能部門開會，每個部門領回自己的任務，環保解決不了的就搭建平臺和其他部門協作。
“回過頭想，如果是簡單地查、關，下命令，肯定達不到這樣效果，地方企業也有抵觸情緒，還會適得其反。”英劍波說。
政府出錢建風險補償資金池
2018年11月21日，鹽城高新區的中恒寵物廠區內，剛下線的寵物尿墊正在打包裝箱，準備發往日本，這是中恒寵物復產后接到的最大一筆海外訂單。
3個月前，公司投入了四百多萬元的治污設施，對于停產整頓的企業而言，這筆開銷捉襟見肘。
鹽都區環保局主動為中恒寵物申請了四十多萬元的污染防治補助資金，還及時發放銀行貸款所需的《排污許可證》，緩解企業停產期間的資金流轉壓力。
為了幫助中恒寵物這樣拿不出改造資金的企業，江蘇省專門設立了環保貸款風險補償資金池，用于分擔銀行等金融機構遇到壞賬時承擔的風險。省生態環境廳規劃財務處副處長王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首期省級財政拿出了4億元，計劃在三年內花完，他們希望通過4億元撬動市場80億元的貸款投入到企業環保改造中。
這樣一來，銀行樂見其成，既降低了借貸風險，還借助政府拓寬了貸款來源。不過，如果銀行達不到環保貸發放的考核要求，或者發放的并不是環保貸，也可能失去下一批參與的資格。
之所以快速獲得貸款和資金補貼，是中恒寵物在2017年的江蘇省環保信用信息評價中的綠色表現起了作用。這套評價體系從綠到黑分為五檔，2013年由江蘇省環保部門聯合省信用辦、銀監局建立。到2017年末，江蘇省參加環保信用評價企業貸款余額為7589億元，其中，環保信用評價為綠色(優秀)和藍色(良好)的企業貸款占比94%。
環保高壓之下，綠色金融機制有了升級，風險補償資金池是升級后推出的，中恒寵物從中獲益。2018年10月，江蘇省9部門舉行了對話會，并推出了一攬子綠色信貸、債券、保險等措施。“我們對市場上企業對綠色金融的需求進行梳理，這套政策體系能對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企業都予以幫助。”王群說。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認為，風險補償資金池這種“四兩撥千斤”的做法，可以撬動更大的市場。據王群介紹，江蘇省全社會“十三五”期間對生態環保的投入約為4000億，80億起到的是帶頭作用。
制定更嚴格的產業準入門檻
2018年10月，生態環境部在全國范圍內征集了四十多個類似案例，從中選出4個省的6個城市。這種幫助企業轉型升級，從執法者到服務者理念的轉變，正在浙江、廣東、江蘇、上海等地悄然發生。
案例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對環境問題整治投入的資金在幾億到十幾億不等，在一些中西部省份的貧困縣則可能是一年的財政收入。
李志青調研得到的結論是，依賴政府大量投入，即便在長三角內部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適合，比如綠色金融競爭力排名中，浙江湖州、衢州表現最好，安徽一些城市則墊底。
究其原因，李志青認為，地方政府的財力是一方面，其他阻礙這一制度普及化的因素還有意識、人才和能力。
污染企業從東南沿海向中西部轉移，隨著汾渭平原等地納入協同治理，越來越多的中西部企業面臨停產，中西部會經受更強烈的陣痛。“環保標準不能降低”，李志青認為，“別人的制度建設做到了10分，你的財力不夠只做5分也沒問題，重要的還是意識問題。”
設置準入標準也被認為是有效的手段。全球每3條牛仔褲就有1條產自牛仔之都廣州新塘。2016年12月中央環保督察后，新塘工業園面臨升級轉型，提出培育3-5個知名品牌，支持8-10家紡織服裝龍頭企業。地方政府對達標企業鼓勵轉型升級，給予一定補貼。76家企業關停后環境的改善也給地方帶來益處，13號線地鐵通到新塘，周邊房價漲了一倍。
2018年11月，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十屆“更好的空氣質量”會議中，污染轉移成為各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中國工程院院士賀克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每個月更新的城市空氣治理排名使用的是同樣的空氣質量標準，還在接收污染企業的地方，不可能不知道污染帶來的后果，“領導被約談，旅游減少，投資減少，招商企業的員工還要健康保護費，長期來說，不劃算的。”
賀克斌拿河北舉例，“在非首都功能疏解時，河北就不要污染企業。現在有了準入底線，想要污染企業的城市越來越少了。”
《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中規定，環境空氣質量未達標城市應制定更嚴格的產業準入門檻。
除了這種政府參與的經濟手段，李志青提到了另一種由市場主導的經濟手段。
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浙江衢州督察期間，參保安全環保險的71家企業沒有一家因為環保問題被問責。安環險由投保企業購買、政府適當補貼，保險公司負責建立環境風險評估平臺，定期檢查企業并督促改正問題，管理環境風險。
“早期培育離不開政府的有效干預，不過未來還需要逐漸過渡到以市場為主的模式。”李志青說。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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